受体蛋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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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体（Receptor），有时译作受器，是指一类介导细胞信号转导的功能蛋白，其能识别周环境中的某些微量物质，并与之结合，通过信号放大系统触发后续的生理反应。受体是由细胞膜和细胞内的蛋白质、核酸、脂质等组成的生物大分子。受体与配体结合的特定部位称为受点（receptor site）[1]受体的理论是药效学的基本理论之一，是从分子水平解释生命的生理和病理过程、药物的药理作用机制、药物分子的结构效应关系的一个重要依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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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体特性
受体的特性是通过与配体结合的特点而产生的。受体与配体的结合是化学性的，绝对多数配体与受体是通过范德华力、离子键、氢键等分子间的吸引力来结合的，少数通过共价键结合，这样的结合较难逆转。[1]一个真正的受体，有以下特点：
- 区域分布性（regional distribution）：受体在生物体不同组织或同一组织的不同区域的分布密度不同。[1]
- 饱和性（saturability）：受体在每一细胞或每一定量组织内的数量是有限的，当配体到达一定浓度时，即使继续增加，与受体的结合值也不再改变。[1]
- 特异性（specificity）：特定的受体只与某种特定的配体结合，受体接合部位与配体的结构具有专一性，从而产生特定的效应。[1]
- 可逆性（reversibility）：配体与受体的结合是可逆的。从配体-受体复合物中解离出来的配体和受体结构不发生变化。[1]
- 高亲和力（high affinity）：受体对其配体的亲和力很高，相当于内源性配体的生理浓度，表观解离常数在nmol/L的水平。[1]
- 内源性配体（endogenous ligand）：生物体内存在受体的内源性配体，如内源性递质、激素等。[1]
- 亚细胞或分子特征（subcellular or molecular characterization）：同类受体不同亚型的分子量，亚细胞或分子特征各不相同。[1]
- 配体结合试验资料与药理活性的相关性（binding data vs pharmacological activity relationship）：受体与药物结合的强度与产生生物效应的药效强度有关。[1]
- 配体结合后有生理活性：无论配体是内源性的还是药物，与受体结合后，二者形成配体-受体复合物，从而传递信号引起一系列的生理、生化效应。
受体类型
目前已知的受体有30余种，按药理学和分子生物学的命名方法，按特异的内源型配体命名；对尚不知道内源性配体的，按药物名命名。对于有亚型的受体，按受体结构类型命名，用数字和阿拉伯数字表示。[1]
按位置分
按特征分
- 含离子通道的受体（channel-linked receptors），又称离子带受体（ionotropic receptors），是具有连接有离子通道的膜受体。根据其生理功能有可分为配体门控离子通道（ligand-gated ion channels）和电压门控离子通道（voltage-gated ion channels）。如N乙酰胆碱受体、γ-氨基丁酸受体、谷氨酸受体等。[1]
- G蛋白偶联受体（G-protien coupled receptors）是通过G蛋白连接细胞内效应系统的膜受体。如M乙酰胆碱受体、肾上腺素受体、多巴胺受体、5-羟色胺受体、前列腺素受体等。[1]
- 具酪氨酸激酶活性的受体（tyrosine kinase-linked receptors）是结合细胞内酪氨酸激酶范围的膜受体。如胰岛素受体、胰岛素样生长因子受体、表皮生长因子受体、血小板生长因子受体、集落刺激因子-1受体、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受体等。[1]
- 调节基因表达的受体（regulate gene transcription receptors），又称核受体（nuclear receptors）、细胞内受体。如甾体激素受体、甲状腺素受体等。[1]
受体调节
受体调节（receptor regulation）是指由于与配体作用，有关受体数目和亲合力的变化。[1]
按效果分
- 向上调节（up regulation）是一种上层性调节，结果是受体数目增加，表现敏感性增高。通常长期使用受体的拮抗剂会产生此种效应。如长期使用普萘洛尔等药物，停药后会出现甲状腺功能亢进。[1]
- 向下调节（down regulation）是一种衰减性调节，结果是受体数目下降，表现敏感性降低。通常长期使用受体的激动剂会产生此种效应。如长期使用异丙肾上腺素治疗哮喘，其疗效会不断下降。[1]
按种类分
- 同种调节（homospecific regulation）为配体作用于特异性地受体，使自身的受体发生变化。如胰岛素受体、乙酰胆碱受体、β-肾上腺素受体、生长素受体、促甲状腺素释放激素受体、黄体生成素受体、血管紧张素Ⅱ受体等一些肽类的受体都存在同种调节作用。[1]
- 异种调节（heterospecific regulation）为配体作用于其特异性的受体，对另一种配体的受体产生调节作用。如维生素A可使胰岛素受体产生向下调节。血管活性肽可调节M受体。甲状腺素、糖皮质激素和性激素可调节β-肾上腺素受体。氨甲酰胆碱可调节α-肾上腺素受体。苯二氮卓可调节γ-氨基丁酸受体，苯二氮卓受体又可被γ-氨基丁酸调节。α-肾上腺素可调节胰岛素受体和表皮生长因子受体等。[1]
受体学说发展
1878年，朗格莱（Langley）提出了最早的受体假设，他用“受体物质”来解释阿托品和毛果芸香碱对猫唾液分泌的拮抗作用。1913年，欧利希（Ehrlich）根据实验结果提出了“锁和钥匙”的药物与受体的互补关系，但当时认为受体和配体都是静止不动的。1933年，克拉克（Clark）在研究药物对蛙心的量效关系中，定量的阐明了药物于受体的相互作用。这些说法为受体学说奠定了基础。[1]
20世纪50－60年代，Ariens和斯蒂芬森（Stephenson）从实验发现药物产生最大效应不一定占领全部受体，由此提出的备用受体学说和速率学说，从动力学的角度解释了受体拮抗剂和激动剂的作用。[1]
20世纪70年代以后，随着蛋白质晶体学的发展，许多配体和受体的结构被人们所认识，从而阐明了受体亚型、离子通道等的分布和功能。变构学说彻底打破了蛋白质静止不动的认识，认为受体在有活性与无活性的构象状态间转化。1977年，格里夫斯（Greaves）提出的能动受体学说，把受体的微观变化同生理、生化或药理反应相联系，说明了受体在细胞膜内传递信息的作用机制。[1]
随着受体学说的完善和成熟，受体的研究已成为药理学和分子生物学中一个富有实际的内容。某一个受体被研究清楚后，马上会成为药物设计的靶标。[1]
参考文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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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考来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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