少子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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少子化是指生育率下降，造成幼年人口逐渐减少的现象。少子化代表着未来人口可能逐渐变少，对于社会结构、经济发展等各方面都会产生重大影响。如果新一代增加的速度远低于上一代自然死亡的速度，更会造成人口不足，所以少子化是许多国家（特别是已开发国家）非常关心的问题。
由于已开发国家的生育率与死亡率几乎都低，所以从相对的角度来看，少子化就意谓著高龄人口相对变多，即高龄化，因此这两个常常是指相同现象的名词也有人将其合而为一，变成“少子高龄化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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语源
“少子化”原为日文，由于日本是世界上经济发展快速的国家之一，国家开发程度较高，社会转型进入工商业的现象不仅明显而广泛，已婚家庭与生育面对紧张的工作环境时，常减退育儿的动机，并错过生育的机会，也因此较早面临少子化的问题，相关研究亦较为深广，故后来逐渐遇到相同问题的中国等汉字通行区，便直接引入此外来语作为指称。
日本描述少子化，就字面意义来看是叙述子女减少的过程正在进行中，也是经过观察后所定义的名词。自然来说，以活体胎儿诞生于世界的人类个体愈少，并形成一个长期趋势，就足以符合少子化的意义。
原因
少子化的原因主要有：
- 透支未来的经济政策，主要可以归咎于战后婴儿潮及其之前的世代设计的政治经济制度、社会文化观念，是标准的庞式骗局，吃掉了后代的资源，并让后代对未来失去信心。
- 早期农业经济为主、人口分布较为均衡，由于经济形态转变为现代工商发达社会，造成人口集中；如果各地发展能较为均衡，可以避免人口过度集中，而减缓少子化问题。
- 失衡的性别比及过高的人口密度。
- 晚婚及不婚率增加（当过了繁殖力高峰期才尝试生育，不孕比例自然提高）
- 节育观念普及（家庭计画）
- 贫富差距扩大、经济成长趋缓、高失业率，因此育儿成本昂贵（特别是物价及房价上扬）；造成更多人因为生活压力导致生育意愿低落或不孕
- 社会观念问题：由于社会要求年轻人最好要先有一些成就才能成家生子，但又让许多年轻人无法在最佳生育年龄前获得如此的成就；这些年轻人中，有不少的父母可以资助他们抚养下一代。这些人其实可以借由婚姻生育，贡献内需并降低失业率；但因社会观念问题，他们因此放弃婚姻生育，社会也因此成为受害者。必须在青年失业率大升前，以正面态度看待“出社会前结婚生子”、如有育儿津贴更好，这可以减缓“青年就业环境恶化→不婚及少子化→内需下降→就业环境更差”的恶性循环。
- 人生规划以生活品质（如习惯单身生活）、人生目标与理念（如争取奥运金牌、工作优先主义）与享乐（如旅游）优先
- 育儿观念着重于教育品质（如升学主义、精英教养观念）
- 两性关系无法顺利建立与维持（如交不到固定可谈及婚嫁的男女朋友，自然也就没有婚配对象）
- 对爱情及婚姻的不信任（原因包括老一辈的错误示范，爱情诈欺的频传；另外，过度强调竞争的成长环境及职场，也会增加不幸福婚姻的比例）
- 对社会体制的不信任与藐视（如个人对于社会、家族施加压力的反抗，或不希望自己的后代受到类似的无理压力）
- 对民俗迷信的恐惧（这个原因在年轻世代的影响非常薄弱，但亦有之）
- 负面消息的影响（如虐童、携带子女自杀）
- 对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有实际影响力的主流族群，并不会活到因为少子化而受害的时代，他们不会因为卯吃寅粮而受到惩罚。
一些国家的人口控制虽然也能在一段时间内减少幼年人口，但近期内仍和高度开发国家自然发生的少子化有本质上的不同，如果在短期内解除管制，便可能恢复原先的生育速度。有远见的规划应为鼓励合理生育（让总和生育率接近2），而非单纯减少生育率，也必须避免性别比失衡；如中国大陆的一胎化，如果长期强制干预并且对学生进行一胎化教育，势必会使少子化提前到来，中国会面临“未富先老”的困境。
负面影响
少子化代表年轻人的心理非常不健康，少子化并不代表平均的减少生育数，而是有不少人没有条件生育；繁殖是生物的本能，当年轻人放弃繁殖时，代表面对极大的压力及绝望才做出这种选择，许多被迫无法繁殖的人，也会出现严重的心理问题。
少子化意味未来人口的减少；许多社会的运作都依赖人方可推行，人口的减少将使各行业在营运上面临淘汰或转型。
少子化的发生将会造成的影响，就短期而显著的行业有：
- 教育，如公私立国小，国中，高中，大专院校，也会间接影响到补习班
- 育婴产业，如婴幼儿用品供应商，玩具业
- 出版业，以童书和儿童读物的所受冲击较重
- （乳）酪农业，虽会面临幼童市场的衰退，但仍可转型入成人市场
- 妇幼医疗业，如小儿科，妇产科
教育界受少子化严重而衍生的现象有：并班、减班、并校、废校、超额教师、无教职师资（俗称流浪教师）、代课普遍化、小班制盛行、亲师关系紧绷、教师兼行政等。但还有一个潜在危机，就是因为师资频繁调动，引发师生关系疏离、教学品质下降。毕竟教师意识到自己的前途不稳，教学就难以付出热忱。学生也会因为关系的断裂，课程的衔接适应问题，导致学习效率降低。
育婴与玩具产业势必得转型，例如兼营游戏软件业、一般成衣批发、一般家具销售、事务性文具经销、广龄性娱乐商品等。婴幼儿用品实为专一的产业，如不能即时开辟新的行销领域，衰退的速度可能是最快的，尽管少子化前中期可以赚取爱子女心切家长的利基。
少子化对出版业的冲击程度不甚大，因为转型容易，可改销售更合乎大众胃口的书籍。但以编辑国中小教科书、测验卷、参考书、童书的出版社受到的损伤最大，时间延长后，对编辑青少年刊物的出版商也会产生影响。
少子化对乳（酪）农业的冲击是最微小的，奶粉、乳酪的需要几乎是不间断的，即使没有儿童消费，许多人对牛奶的需要也甚为普及。流行的食品如面包、披萨（义式面饼）、西点都少不了牛乳制品，成人配方的机能性奶粉也十分符合大众对营养的需要，除非人口严重负成长，否则不会有太大影响。
小儿科与妇产科无疑是少子化风潮下的苦主输家。出生率下降，孕妇少了，接生生意也就流失了利基；小儿科因为没有孩童看诊，经营危机会迅速浮现。目前在台湾，妇产科必须转型成整型外科、泌尿科，甚至验尸法医，小儿科也必须转型成家庭医学科才能生存。而在另一方面，由于妇女在中年后容易出现妇科问题，她们在年轻时因为种种原因而没有怀孕，也就是没有提供妇产科医师工作机会，当她们到了中年需要妇科医师时，会发现缺乏医师。
少子化造成中期影响会扩及工商服务与军人公务界。但影响未必反映在人数，而是素质；由于过少的新进人口，单位在人才甄选上必须“照单全收”，同额录取或从缺的可能性变大，素质也会因为参照母数偏低而渐降。若反映在国家考试，将无法选出堪用的公务人员、行政警察与专业技师。
少子化的另一个影响将反映在政治决策上。由于民主社会是以选民为单位，选民老化，青年选票遽降，主张老人福利的候选人自然容易胜出。当中高龄福利政策的支出大增，就会排挤到儿童、少年、婴幼儿的福利支出，使青年选民更不想生小孩，因为年轻人不想在没有政府后盾的情境下生育。在税收有限的国家，不但会发生世代性的恶质循环，还会引爆政府财务危机，这是为了照顾老人“寅吃卯粮”的结果。若老年人个人财务状况不佳，医疗开销大却又没有后代，老人一过世就会出现呆帐，将连带拖垮医疗财政。
少子化的副作用是高龄化，这种高龄化由于造成老人照护对社会成本的支出太大，将造成严重的伦理危机，例如独居老人死亡、弃养潮、非法执行安乐死等。可奉养老人的年轻人不但愈来愈少，这些年轻人的个人主义思想也愈来愈强烈，对传统孝道将采取忽视的态度，是故，更多失能失依老人得面对年轻人不愿承担奉养义务，得在病痛与孤独中走向人生终点。另外，现代人对死亡的观念大改，倾向“尊严死亡”，在敢于寻求以死亡解决人生痛苦的思潮下，安乐死合法化迟早会成为事实，但在安乐死没有合法化之前，非法执行安乐死，不论是医师主观意识还是家属暗中授意，将会逐渐使老人的生命失去法理与道义的保障。不过，以多国民情来说，安乐死暂时不会成为处理高龄化的“解药”。
中期少子化对教育是一场残酷的考验，特别是国民教育。国民教育是以6岁足龄学童开始，少了人就无以维系，也不是移民可以替代的，因此必定会爆发国小废校潮。台南县总爷国小、台北县渔光国小都是少子化进入前中期的牺牲者，即使开发大量特色，也得面对现实，甚至不排除产生“流浪校长”。在废校的压力下，被诟病甚久的能力分班将会在家长的压力下死灰复燃，导致公私立学校之间的生源之争，而且使极端偏重智育的教育更为扭曲。再则，废校对于偏远乡镇的村里来说，无疑是灭顶之灾，当地的社会关系之维持都仰赖学校的空间与人气，失去了学校的支援，有小孩的父母势必只能将家庭迁徙到城市，社区只剩下老人，便会濒临瓦解。
长期来说，所有劳动力都会因为人口减少而有程度不等的减退，尤其以人力需求强的工作受到劳力不足的影响最大。
正面影响
少子化并非一无是处，只是因为少子化造成的人口减缓是非常缓慢的，少子化数代以后，会开始产生正面意义（但就算是现在刚出生的婴儿，也是以受害为主；虽然长远来看是有益的，但这长远到我们都死了），正面意义有：
- 环境负担降低：由于现代人的生活过度消耗资源，造成了污染与环境的损害；人口减少将使消耗减少，污染的制造降低，自然保育地将有可能恢复释出。
- 粮食紧张解除：过剩的人口将消费过多的粮食，势必得与大自然争夺所剩不多的可耕土地，以确保粮食安全。少子化则可以舒缓这种紧张情势，不需要生产超出环境负担的农林渔牧产物，便能养活人群，也就不需要因为饮食而造成环境的伤害。
- 社会冲突减少：当都市的人口过多，人与人之间的紧张、摩擦、伦理问题会成为十分尖锐的社会问题，而且资源分食与教育失衡的结果，失业、凶杀、掠夺、性犯罪会层出不穷，将严重侵蚀社会的稳定。少子化将能有解决未来人类的社会性问题。
- 资源分配充裕：减少了人口的分食效应，资源便能平均给所有人享用，不论是教育、就业机会、实体资源，都能更为以优质的型态普及于大众，降低阶级落差。
- 房地价格合理化：需求与投机过度的房地产价格，源自于人口过剩，过多的人口都有居住的需求，房地价格便会畸形地暴涨，引发社会动荡。少子化长期来看，使房地需求减少，对于想居住于自有屋的人而言，便不用背负沉重的房屋贷款，就能实现居住于自有屋的理想。
- 教育趋向优质：少子化使学生少，教师的责任就相对加重，必须将每个学生的程度都能提升，也更需要努力地提升教育水准。旧有的低成本照本宣科与纸笔测验，将不符合时代需要，应当设计更活泼、符合全人发展的课程，才能启发学生。
- 减少未来老人照护成本：少子化意味未来百余年之后，未来的老人已经不需要投入天文数字的资源来照护，可以将更多的设备与资源、金钱，改善其他方面的医疗技术。
日本的少子化问题
日本少子化的历史可以从根源推自日本50年代末期经济起飞，来寻找因社会经济发展而造成生育减少的脉络。自50年代末期以降，日本的社会为了摆脱二战失败的阴影，十分专注于经济发展，而且受到本身强烈的群体主义文化的影响，公司的业绩与个人的发展成为社会所看重的核心价值，稍有一些时间与体力没有跟上社会的脚步，就会落入竞争的输家，因此以工商服务为主体的日本社会，在1970年代中后期取得经济的极大成就后，也付出了牺牲家庭经营的代价。远不同于战前的日本社会，过去日本是以农业做主体，人力成为农业经济的核心，而且不需要以晚归来增领加班费；但工商业化的日本，为应付极端紧张的竞争压力或为了领取加班薪资，更多的人选择留在公司而延后返家。就长期而言，为了追求职场上的成功，延迟恋爱婚育的人愈来愈多，当更多的人对减少生育、拒绝成家产生容忍甚至赞成的态度时，少子化就形成了。
1990年代伊始，日本经济发展趋缓，适龄未参与职场的青年变多，这群对于旧价值观及庞氏骗局产生了反抗的青年族群成为社会主流；加上房价高涨、社会不安、经济局势动荡，愈来愈多的人拒绝成家，寻求最合乎自己基本利益的生活方式，对育儿的期待变得更为低落，特别是工作派遣化、女性在职场上的地位压过男性，使得家庭制度维持的必要性大受冲击。此外，医学发达令人们对育婴的急迫感变得“无所谓”，旧有“传宗接代”、“养儿防老”也被视为落伍；职场也将生子当做退出职涯发展的表征，这些社会因素压迫心理而形成的现象，很快就会反映在生小孩的数量。
日本政府目前的少子化对策，除了专责设置少子化担当大臣之外，也开始加强托育政策，并加发育婴津贴，试图营造放心生小孩的环境。但这些政策将耗费更多的资金，势必得举债行政，而且更多人即使有钱，也拒绝成家生子，遑论没有经济基础的年轻人。目前日本政府打算从职场、社会信心、两性关系等根部问题解决，毕竟两性不能建立稳定的信任关系，就无从诱导生育与成家。
日本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将新生儿减少视为严重社会问题，而决定以实务面对的国家；虽然人类历史上早就有对于婚姻生育的教导与提醒（如圣经创世纪中的“生养众多”，中国儒家认为的“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”，皆非日本人首倡的观念），但还远不及对于少子化有直接的忧虑。日本对少子化的忧心，某种程度上在于：日本的经济与社会完全无法脱离对日本本土客户的需求，而日本的企业与政府设施，包含学校教育，受制于其民族性格与对文化、规格的坚持（例如日本的汽车、电化产品有其特殊规格，无法衔接国际标准，造成维修困难），以及右翼保护主义，而无法全力推展输出；当少子化开始被注意时，已经成立的设施早就面临无法维系的窘境（例如高中职、大学倒闭、地方型企业经营不善等），社会也开始因为流失的消费人口面临经济停滞（所谓的“失落的10年”），政府才开始迫于情势而觉醒。毕竟日本是个公认长达半个世纪的经济大国，若因为少子化而造成社会经济崩溃，将严重动摇国民对国家的信心。
目前日本少子化问题越来越严重，2013年日本厚生劳动省公布日本人口减少创纪录，人口下降了24.4万人。新生儿数量为103.1万人，较2012年减少6000人。去年死亡人数为127.5万人，较前一年增加了1.9万人。[1]
中国大陆的少子化问题
台湾的少子化问题
台湾原本不存在少子化问题。台湾刚光复不久，出生率犹高，政府为了解决农村人口迅速膨胀的问题，曾强势主导家庭计画，鼓吹节育。台湾比日本晚面临的少子化问题，但进程十分快速，原因与日本类似且更严重。1980年代开始，出生人口数就从40余万一路缓步下降，每年大约以1~2万人的幅度跌落；近10年来的少子情势更明确，2009年出生数仅剩19万1310人，2010年适逢虎年，受此迷信影响，全年出生数为16万6886人，再创历史新低，势必将严重冲击多年后的学前、国中小、高等教育。内政部曾于2010年3月，征求鼓励生育标语，各县市莫不提出生育津贴，以刺激生育率。
少子化对台湾来说，是一件缓冲期相对短，但并不受重视的事件。社会普遍认为，高等教育、自尊及女性经济自主权的提升，享乐主义，是造成少子化的主因；然而实际上以下心理因素也会造成少子化：上一辈不佳的婚姻爱情经验，家族问题破坏和谐婚姻（中老年掌握的主流社会不愿意承认他们在两性及家族关系上，已经让年轻人对感情婚姻及家庭感到恐惧），爱情诈欺造成年轻人对感情的恐惧（谴责不那么严重的爱情诈欺，会被批评沙文主义；但依市场原理，诈欺的数量及严重性增加，都会造成交易量减少，爱情及婚姻也无法逃脱此规则）。
但这些因素，不会造成如此严重的少子化；生育补助、成家津贴及稳定有尊严又不至于严重过劳的工作，都已经被证明相当有效。夫妻中只要一人是，工作稳定性、劳动条件及生育补助较佳的军公教，生育率就会较高，而军公教女性多拥有较高学历、自尊及经济自主权，但生育率仍较高；可见给年轻人足够的福利及条件较佳的工作，是维持生育率的基本条件。[2]台湾有许多年轻人不是过劳到没体力生养小孩、就是失业或低薪到没尊严生小孩、许多工作甚至兼具过劳及低薪的性质。减少工时、增加薪资、降低工作压力及增加雇用人数是解决少子化的必要手段，但社会主流族群反而鼓励压榨劳工。社会及长辈对年轻人不切实际的期待，也是少子化的帮凶；在年轻人难以获得成就的现代，若要求年轻人在获得一定成就后才能结婚生子，则很容易拖过年轻人的最佳生育年龄（过去的年轻人可以轻易达到的社经地位，现在的年轻人却很难达成），甚至会让年轻人直接放弃；许多年轻男女的家庭足以支援他们生育，只是他们无法在最佳生育年龄前获得一定的社经地位，若社会观念能有革命性的变革，淡化先立业才能成家的观念，其实可以减缓问题。
另外，台湾资源过度集中于北部的问题，及许多人的蝗虫心态（捞一票就跑、不处理外部成本），国家认同的相异，也是加剧少子化的重要经济因素。
目前台湾少子化已经成为必然趋势，如何让人口减少速度不要那么快，是避免过度冲击的基本条件，准备（老人照顾）及预防（增加生育率）双管齐下才能缓冲少子化问题；然而全球都面对以下问题：在避免少子化的太严重的关键时期，拥有政策决定权的主流族群，多不会活到因为少子化而受害的时代，因此他们缺乏未雨绸缪的动力；因此全球的少子化问题，年轻人要负的责任很小，毕竟生育是生物本能，唯有环境极差及非常绝望、才会让年轻人违背本能。雪上加霜的是，相较于以少子化闻名的日本，台湾的生育率更低，掌权者及主流族群更没有意识到少子化带来社会痛苦（及少子化所反映的年轻人痛苦），他们的蝗虫心态比许多国家严重（甚至还有全球罕见，对政经有影响力的族群与年轻人拥有敌对的国家认同，主流族群实际上把年轻人当敌国人对付），更没有对未来做准备及预防。其造成的悲剧是：许多年轻人在年轻时被迫努力工作或失去尊严到无法生养子女，老了以后又缺乏医疗及照顾。
韩国的少子化问题
欧美国家的少子化问题
参考
参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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