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医学通史/两宋时期校正书局与医书大量刊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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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政府编纂、校正、颁行的医书
宋王朝对医学事业较历代为重视，政府多次组织官员学者集体编纂医书，更建立专门机构校勘、刊行，医书得以广泛流传。
(一)政府组织编纂的医药学著作：
在药物学书籍方面宋政府曾7次组织人力、物力对大型药物学著作进行修订、校正。在方书和方剂学著作方面政府也曾4次组织医官集体编纂大型方书，并组织官铸针灸铜人，编纂针灸图经。最值得一提的是校正医书局的成立。
宋以前医籍多赖辗转手抄，流传，以致讹误、衍脱很多。宋政府在开国不久即诏令征集收购医书，进行整理、修订。嘉祐二年(1057)仁宗采纳了枢密使韩琦的建议，设置校正医书局于编集院，集中了一批著名医家，对历代重要医籍进行校正工作，并命直集贤院掌禹锡、林亿校理、张洞校勘、苏颂等为校正，后又增命孙奇、高保衡、孙兆为校正。这是我国出版史上首次由政府设立的医书校正专门机构。校正医书局设立后，搜求佚书，征集众本，进行严肃认真地校正，“正其讹谬，补其遗佚，文之重复者削之，事之不伦者缉之”(见高保衡等《新校备急千金要方序》)，几乎一言去取必有稽考。每完一书则作序陈述校正崖略并予以评价。随即奉请皇帝，亲览，然后交由国子监刻版刊行。经过校正的医书大部在熙宁间(1068～1077)陆续印行。宋代对医籍的校正和刊行对促进中国医学的发展，作出了重大贡献，使许多濒临亡佚的重要医籍得以保存；又得力当时的印刷术和造纸术的革新，改变了手工抄写的落后局面，使这些古代医籍能够刊行流传至今，在中国医学发展史上，其历史作用不可低估。
经校正医书局重修、刊行的医药书籍，现在可知的有：
1、王冰注《黄帝内经素问》，校正后改名为《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》；2、皇甫谧《针灸甲乙经》；3、张仲景《伤寒论》；4、张仲景《金匮要略方论》；5、王叔和《脉经》；6、孙思邈《备急千金要方》、《千金翼方》；7、王焘《外台秘要》；8、掌禹锡等《补注神农本草》；9、苏颂《图经本草》宋代刻书，可分为官刻本、家刻本和仿本三大系统，官刻本指的是政府机关刻书。官刻本又有中央和地方所刻的区别，中央所刻之书以秘书省国子监最为著名。当时国子监除镂刻经史外，也很注意校刻医药书籍，印行书籍还可公开售卖，并允许读者付款续印。中央官刻本以北宋时为多，地方官刻本则多见于南宋，南宋地方政府各司用公库钱刻印的书总称“公使库本”。此外，各州、军学、部学、府学、县学、宫以及书院也都有刻书。宋代印本书籍已大为普及，官刻的医书种类最多，数量最大。
北宋初中央官刻医书有；《开宝新详定本草》、《开宝重定本草》、《太平圣惠方》、《黄帝内经素问》；《难经》、《诸病源候论》、《铜人腧穴针灸图经》、《简要济众方》。校正医书局所刻刊行的医书计有《补注神农本草》等10部，已如上文所述。
南宋偏安江南后，国势衰弱、财力日础，因而中央官刻医书种数极少，仅三、四种。
北宋时期，地方官刻医书种类很少，主要有：熙宁二(1069)两浙东路茶盐司本《外台秘要方》40卷。南宋时期地方官刻医书种类和数量都比北宋时为多，主要有：司库副本9种，郡斋本8种、书院刊本10种。
此外，地方官也有医书刊刻，如《魏氏家藏方》、《医说》和《小儿痘疹论》等多种。
二、书商与医家个人列刻的医书
(一)书商刊本
书商所刻之书统称为坊刻本。宋代书坊有很大发展，有的刻书馆历史悠久，刻书流传广泛。宋代坊刻较多，以浙江杭州印的浙本为上、四川刻印的蜀本次之，福建刻印的闽本又称建本或麻沙本最下。
闽刻本主要有：《新编类要图注本草》等4种，麻沙刻本主要有《本草衍义》等4种。浙刻本及其他坊刻本主要有《增广太平惠民和剂局方》等4种。
(二)医家私人刊本
宋代医家多有私人出资命工刊刻自著或其他医书，以广流传。主要有史堪的《史载之方》；庞安时门生魏炳刊刻的《伤寒总病论)；朱肱曾校刊《金匮要略方》、又刊刻自著《伤寒百问》及《南阳活人书》、《重校正南阳活人书》；阎季忠刊刻《小儿药证直诀)；寇约刊刻《本草衍义》；严用和刊刻自著《严氏济生方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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